中新社绍兴5月7日电 题：大江南北，“佛”为何长得不一样？

　　——专访敦煌研究院研究员马德

　　中新社记者 柴燕菲 邵燕飞 项菁

　　石窟艺术伴随佛教传入中国，与中华民族的文化、思想、宗教信仰和情感深度交融，两千年来走出一条“中国化”路径，至今仍是洞见佛教中国化历程、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一扇重要窗口。

　　中国佛教石窟艺术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演变？南北方的石窟造像有何不同？中国佛教石窟艺术何以沟通世界文明？敦煌研究院研究员、敦煌文献研究所原所长马德日前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访，予以解读。

　　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：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请您介绍中国佛教石窟艺术的起源和内涵？

　　马德：中国佛教有三大分支：汉传佛教、藏传佛教、南传佛教，我们常说的“佛教中国化”主要是指汉传佛教，由古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国，具体传入时间尚有争议(西汉、东汉或秦始皇时期)，可以确定的是，距今已有两千年。

　　中国佛教石窟艺术首先秉承了印度佛教造像的形式，在传承和发展中融合华夏民族的文化、思想、情感和审美，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独特风格的艺术瑰宝。从今天看，佛教石窟艺术是中国佛教、佛教文化的主要载体，不仅是中国雕塑工艺的杰出代表，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。它内涵佛教信仰、哲学思想，同时又在各个历史时期不断演变、适应人们的精神需求，发挥对社会稳定和发展的积极作用。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佛教石窟艺术传入中国后，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演变，呈现出何种布局和特点？

　　马德：佛教石窟艺术和佛教几乎同时传入中国，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历程。早期的中国佛教石窟造像由印度经中亚传入新疆，自西向东、由北向南发展。最早开凿佛教石窟大约在东汉晚期，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四川乐山麻浩崖墓的浮雕坐佛像、江苏连云港孔望山摩崖造像中的释迦说法像。

　　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，佛教造像被统治者利用，成为巩固政权、安定民心的载体，并渗透到各个社会阶层，以佛教造像为主体的石窟也成为社会活动场所。“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”描述的就是当时佛教造像盛行的景象。隋唐结束了300多年的分裂局面，佛教造像盛况空前，但发生了功能性转变，让佛国世界成为人间社会的折光反射。

　　唐代社会稳定、经济繁荣、文化交流频繁，人民安居乐业，佛教造像有“菩萨如宫娃”之说，佛像面容圆润端详、神情庄严慈祥，确切地表现了盛世之美；宋朝开始提倡儒家理学，汉传佛教受到限制，开凿石窟的风气已趋衰落，造像的理想化成分减少、世俗化气息加强，甚至菩萨、罗汉、侍者都是现实人物的写照，同时藏传佛教石窟造像渐崭露头角；元、明、清时期石窟开凿逐渐衰落，无论是汉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，寺院都是佛教主要活动场所，佛教造像也主要在寺中供奉。洞悉这一切，都深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多民族文化融合发展、历朝历代制度制约的影响。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放眼中国大江南北，胖、瘦、站姿、坐姿，佛像各不相同，请问北方和南方的佛教石窟造像为何不同？

　　马德：佛教中国化也可以看作是佛教的本土化、社会化。以弥勒佛的造像为例，弥勒造像作为佛教的一种载体形式，是其所对应的时代和地域弥勒信仰的象征性表达，它见证了佛教中国化的演变历程，而且不断适应中国人的精神需求。实际上，什么样的弥勒像也是当时社会的折射，体现着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、一方人造一方神”的社会需要。

　　比较典型的是建于1500余年前的“江南第一大佛”新昌大佛，三代僧人相继雕凿，历时30年建成，是如今南方仅存的早期石窟造像。佛像秀骨清相、额部宽广、眉眼细长、两耳垂肩，展现出佛陀沉静、智慧、超脱的内心世界。当时的北方大造交脚弥勒菩萨，到了南方直接成为结跏趺坐的弥勒佛，实现弥勒由“一生补处”(“一生补处”为菩萨的最高阶位，意为尽此一生后即能补到佛位。)菩萨到未来佛的转变。这是因为相比当时战乱的北方，南方社会较为安定繁荣，离人们的理想社会更近，僧人审时度势，营造了下生的弥勒佛像。

　　总体看，佛教传入中国南方的时间比北方晚，但发展速度比北方快。尤其是石窟造像盛行的南北朝时期，南北两方在政治上相互对立，其地理、人文等各方面差异明显，导致造像艺术、弥勒信仰的差异化发展。另外，石窟造像还与窟主的信仰、艺术喜好、权贵程度及工匠技艺水平相关。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当前，中国佛教石窟艺术面临哪些适应时代与社会的挑战，应如何推动其保护与传承？

　　马德：佛教石窟艺术是中国灿烂的文化艺术瑰宝，新时代保护和传承佛教石窟艺术，要将其视为历史文物或传统文化。目前，佛教石窟艺术的保护传承工作主要面临自然环境、旅游开发、历史知识、技艺和精神传承等方面问题，这也是国际共性挑战，做好保护传承可以从三方面考量：

　　一是注重历史知识和民族精神的传承。佛教石窟艺术内涵教义、哲学、伦理学、艺术等思想，学术界要秉持“去粗取精、去伪存真”的原则，为社会进步发展提供借鉴。其作为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，可能会随着岁月的流失而不再为众人所关注。但其蕴含的包容、奉献与创造精神，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都需要弘扬和传承，精神财富永远不会过时。

　　二是注重技艺的传承。流传至今的石窟艺术是古人智慧的结晶，要详细研究和传承古人在开凿大佛时所用的技术，使其得以延续。眼下也可以运用数字化手段，妥善保存石窟资料，比如敦煌壁画就依托数字修复等技术永久地保存下来。

　　三是避免维修损坏和过度开发。受自然和人为因素影响，一些石窟建筑遭到破坏，地方政府在修缮时需“修旧如旧”，十分谨慎。还有些地方为了博取客流，随意新造佛像和佛寺，这不符合当今社会的主旋律，也不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。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当今时代，发扬佛教石窟文化对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有何意义？

　　马德：中国佛教文化蕴含的平等、包容等思想，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谋而合。佛教石窟艺术从西域走向东方，本身就是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产物，其作为纽带，理应发挥更大价值。

　　例如“世界文化遗产”敦煌莫高窟是多种文化交融的产物，莫高窟艺术及藏经洞文物记录了古代欧亚的中国、印度、波斯等文化在此汇流。如今，依据敦煌研究院向全球发布的“数字敦煌”项目，民众在网上就能看到精美的洞窟壁画。早在唐代，高僧鉴真不畏艰险，东渡日本，讲述与传播佛学理论和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，促进日本佛学、建筑、雕塑的发展，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代表性事件。再如，星云大师开创台湾佛光山后，又在全球创设300余间寺院，将包括佛教造像艺术在内的“人间佛教”与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，均为可圈可点之举。(完)

　　受访者简介：

　　马德，敦煌研究院研究员、敦煌文献研究所原所长，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生导师、教授，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，浙江省会稽山佛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，河西学院“祁连学者”特聘教授。从事敦煌石窟、文献、历史及中国佛教文化研究，出版《中古敦煌佛教社会化论略》等10余部著作，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80余篇。